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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宁、顾炎武、郭沫若的境界
作者:sdk 日期:2009-01-10
文章提交者：劣质烤烟
1904---1905年，日俄战争期间，列宁接受了日本提供的武器、资金。参与此事的日本间谍当然很得意，写了一本小册子，中文的书名大概叫《谋略与策略》，称自己为大日本帝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：咱们的列宁同志用这笔资金和军火掀起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。沙皇作为倒霉蛋内外交困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大概是各国的通例，只好最大限度的满足日本的要求收兵了事。
说实话，俺是佩服列宁的，人家把俄国和沙俄分得清清楚楚，爱国不等于爱沙俄政府，沙俄和日本干架不等于俄国和日本干架，“变帝国主义战争”为国内战争是列宁同志的原创。何况，“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”，列宁同志的理想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者，为了这个理想不择手段是伟大的不择手段。能搞定沙俄政府和日本人小小的勾搭一下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因此，我判断这个日本间谍不是自吹自擂，至少不全是胡说八道。
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：“保国者，其君其臣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与有责焉。”顾老先生看来，大明帝国的死活是皇帝及其臣子们的事，老百姓操心也是瞎操心；不过，文明的传承要是没了可不行，即便是“匹夫”也要去挺身捍卫。
顾老先生不会趁人之危，没有在大清帝国杀进中原的时候，为了伟大的文明传承揭竿而起，从背后捅大明王朝一刀，比列宁同志的境界差了十万八千里。考虑到顾老先生不是五百年才能生出来的圣人，更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，顾老先生能和列宁同志一样分清“国”与“政权”的差别，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我们说：千万不能苛责古人。
据说“十月政变”之后，列宁同志对中国的北洋政府宣布：沙俄夺取的中国领土将归还中国。后来，这件事在正史上语焉不详了。我们知道的是：苏俄的红军追击白匪军一路追进了“外蒙古”，进入到外蒙古的北洋军队一路退回了内蒙古。再后来，外蒙古人民开始衷心拥护苏俄乃至苏联的保护了。在俺们抗议许年后，外蒙古人民搞了个全民公决，他们变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。
郭沫若同志是个国际主义战士，也是列宁的好学生。在外蒙古人民独立后，郭沫若同志不但热情似火，而且还激情万丈，他老人家著文如下：
“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。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。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，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。但是请问。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，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？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，派兵攻入外蒙古，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，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？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，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？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，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，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，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？
认真说，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，比我们觉悟的早，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，因而得到了帮助，而比我们早解放了。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，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、向外蒙古人民致敬、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。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，来对苏联“愤慨”呢？再请问，由于外蒙古的独立，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？岂不是和我们一样，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？
问题应该是——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？事实告诉我们，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。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，事毕回重庆，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。“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。”这是国民党说的话，而且是有报可查的。在得到解放之后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？
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，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。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！今年四月，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，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，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，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。他说：“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，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，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，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。”
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。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？”
郭沫若同志比列宁还列宁，这气势就不是俺能够理解的了，只好自惭一下。
1904---1905年，日俄战争期间，列宁接受了日本提供的武器、资金。参与此事的日本间谍当然很得意，写了一本小册子，中文的书名大概叫《谋略与策略》，称自己为大日本帝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：咱们的列宁同志用这笔资金和军火掀起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。沙皇作为倒霉蛋内外交困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大概是各国的通例，只好最大限度的满足日本的要求收兵了事。
说实话，俺是佩服列宁的，人家把俄国和沙俄分得清清楚楚，爱国不等于爱沙俄政府，沙俄和日本干架不等于俄国和日本干架，“变帝国主义战争”为国内战争是列宁同志的原创。何况，“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”，列宁同志的理想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者，为了这个理想不择手段是伟大的不择手段。能搞定沙俄政府和日本人小小的勾搭一下是在情理之中的。因此，我判断这个日本间谍不是自吹自擂，至少不全是胡说八道。
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：“保国者，其君其臣谋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与有责焉。”顾老先生看来，大明帝国的死活是皇帝及其臣子们的事，老百姓操心也是瞎操心；不过，文明的传承要是没了可不行，即便是“匹夫”也要去挺身捍卫。
顾老先生不会趁人之危，没有在大清帝国杀进中原的时候，为了伟大的文明传承揭竿而起，从背后捅大明王朝一刀，比列宁同志的境界差了十万八千里。考虑到顾老先生不是五百年才能生出来的圣人，更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，顾老先生能和列宁同志一样分清“国”与“政权”的差别，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我们说：千万不能苛责古人。
据说“十月政变”之后，列宁同志对中国的北洋政府宣布：沙俄夺取的中国领土将归还中国。后来，这件事在正史上语焉不详了。我们知道的是：苏俄的红军追击白匪军一路追进了“外蒙古”，进入到外蒙古的北洋军队一路退回了内蒙古。再后来，外蒙古人民开始衷心拥护苏俄乃至苏联的保护了。在俺们抗议许年后，外蒙古人民搞了个全民公决，他们变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。
郭沫若同志是个国际主义战士，也是列宁的好学生。在外蒙古人民独立后，郭沫若同志不但热情似火，而且还激情万丈，他老人家著文如下：
“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。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。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，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。但是请问。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，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？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，派兵攻入外蒙古，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，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？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，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？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，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，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，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？
认真说，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，比我们觉悟的早，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地苏联做朋友，因而得到了帮助，而比我们早解放了。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，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、向外蒙古人民致敬、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。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，来对苏联“愤慨”呢？再请问，由于外蒙古的独立，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？岂不是和我们一样，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？
问题应该是——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？事实告诉我们，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。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，事毕回重庆，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。“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。”这是国民党说的话，而且是有报可查的。在得到解放之后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？
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，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。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！今年四月，我们中国代表团到欧洲去，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拥护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，外蒙古代表团的团长齐登巴而先生，曾经为我们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向我们致敬。他说：“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称霸的时候，蒙古人民是寝息不安的，今天民主中国做了东方的盟主，我们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。”
请看看蒙古朋友们的这种坦白的风度吧。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同样坦白的气概吗？”
郭沫若同志比列宁还列宁，这气势就不是俺能够理解的了，只好自惭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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